从疫病灾难片感受人性光芒

　　【文艺观潮】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疫病相关的灾难电影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这些影片故事大多是虚构的，但其中展现出的世间百态，却值得人们回味：影片不仅表现了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的恐慌，也激发了置身于其中的人们与命运抗争的决心。

　　极限困境下的守望相助是共同的主题

　　灾难电影(以下简称“灾难片”)多涉及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突变、基因变异的怪物和失控的科学等题材。其中描写疫病对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除《卡桑德拉大桥》《恐怖地带》外，还有《十二只猴子》《传染病》《流感》《釜山行》等。它们在灾难片的主体架构中，融入科幻片、恐怖片、惊险片等类型元素及道德伦理电影等题材成分；作为对死亡或末日恐惧的想象，也作为流行文化的奇异表征，影片在令人惊恐的秩序崩塌的镜式情境中，既拷问生死之间的良知，也全力呈现希望与救赎。

 

　　同时，为强化叙事张力与情绪感染力，疫病灾难片大都设定了闭锁或牢笼般的灾难时空，比如病毒肆虐的列车、令人绝望的封闭疫区等，且多为具有二律背反色彩的极限处境——它们往往以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现实故事为蓝本。实际上，影片所设定的极限灾难处境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如鼠疫(黑死病)、天花、甲型H1N1流感、霍乱、甲型H3N2流感、埃博拉病毒等，造成成千上万的人罹难，无数家庭整体灭失。

　　在某种意义上，疫病灾难片的极限处境也具有隐喻意味：它既暗示社会秩序的裂解与崩塌，加剧置身其中且极易陷入盲目的非理性状态的普罗大众的恐慌与焦虑情绪，也让平凡英雄们完成“大写之人”的速写与人性签名，同时高扬主流价值观，达成重构社会平衡的愿望与努力。诚然，疫病灾难不可能彻底避免，但人们应对突发灾难的心态、言行、勇气、胆识则成为叙事重心。疫病灾难片总是自然而然地喻示人们：面对灾难，人们唯理性关爱、守望相助、齐心协力、共抗疫病，方能得救，而自私偏激、作茧自缚、盲目非理性、利欲熏心、恶意相残，都是极不可取的。

　　对伦理关爱的书写彰显出人性的光芒

　　其实，身处疫病灾难片所预设的极限处境，个体行为快速演绎成生动的人性镜像；直面生死攸关的突发灾难，人极易失去常态环境中的价值，而以所谓的自由选择所迸发出的人性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义。生于大地，死于尘土，生命可以被剥夺，但以善良、勇敢、利他、互助的人性所构成的“平凡英雄”形象，则可穿越灾难时空，永远响彻于生者的内心和他们所见的及银幕外的理性世界；而利己、偏私、教唆、损人的恶行，亦会为生者的内心和他们所见的及银幕外的理性世界永远唾弃。

　　当然，人性书写不外于伦理及伦理秩序。作为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既包含个体和集体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责任义务，也含蕴其所凭依的情理、道德。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言行只要与他者发生关系，那就关乎伦理秩序，就应符合伦理道德或遵从伦理规范，否则，就可能是反人性、无人性的。立足辩证唯物的立场，具体的人性乃为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制度中所形成的品性，既受到某一种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也为某种独特的地域和文化所浸染。因而，于险恶或灾难境遇中对生命的渴望，在战斗或竞争中对胜利的希求，对同类间自己所处地位的重视，对与自我习性、认知相似的伴侣的渴求，基于爱心、同理心对同类帮助的意愿等，都应是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鉴于此，疫病灾难片所趋向的伦理关爱书写与人性光芒已经阐明：不论老幼、尊卑，不管性别、身份，人性的高尚、伟大抑或异化、扭曲，芸芸众生都在一个伦理天平上称量；于灾难面前，你可以选择成为英雄，乃至为他人牺牲；你也可以选择成为恶人，不择手段，自私害人，但最终都要为自我行为负责，亦逃不过道德的量度、良心的拷问和公义的审判。

　　与国外疫病灾难片的主旨相通，国产影视作品也通过对灾难下的人性书写，传递人性的光芒。在此次疫情中，国产影视作品的创作也在积极展开，不仅呈现出灾难下的人间大爱，这些作品也将用英雄形象书写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战疫故事。比如，目前已经启动创作的《在一起》，将以战疫期间各行各业真实的原型人物、故事为基础，通过艺术加工，塑造战疫一线可歌可泣的平民英雄群像，呈现出灾难下的人间大爱。

　　既是艺术呈现也是对现实的深刻反思